“勤学深想，心知其意”是每一个确实念书东谈主所必须奋发达到的最高阶段。念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不雅的意志，不是为了显示我方的“创造力”，能“发前东谈主所未发”。

怎么读中国书

文 | 余英时

念书步调因东谈主而异、因标的而异、因学科而异、因书而异……是以念书步调是很胁制易写的题目。而且一提到“念书步调”，好像便给东谈主一种印象，以为念书有一定的步调，只消依之而行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。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。

《开卷》专刊以“我的念书步调”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机灵的作法。因为念书步调确是每个东谈主齐不一样。

然而我在构想这篇随笔时，如故难免彷徨，因为我从来莫得系统地辩论过：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步调来念书的。当今记忆起来，我似乎变换过许屡次的念书步调，这和我我方的想想变迁以实时期想潮的影响齐相关联。

然而所谓“步调的变换”并不是有了新的步调便排除了旧的步调，而是步调加多了，不同的步调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不错交互为用。我昔日淡薄过：“史无定法”的不雅念，我当今也不错扩大为“念书无定法”。不过这么说对于后生读者似乎绝不消处。如果详备而具体地讲，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“念书自传”不可。

余英时（左一）与钱穆爱妻合影

我另外也感到一个珍重：我究竟对谁说“念书步调”呢？我当今姑且假设我的念书是有志于接头中国文史之学的后生一又友，和四十年前的我差未几，即正想走上落寞治学的路，然而还莫得整个决定遴荐哪一种有利。

中国传统的念书道，讲得最亲切隽永的无过于朱熹。《朱子语类》中有《总论为学之方》一卷和《念书道》两卷（1），我但愿读者肯花点期间去读一读，对于怎么参加中国旧学问的宇宙一定有很大的匡助。朱子不但以身作则，而且也回顾了荀子以来的念书教训，最能为咱们联结门径。

咱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步调，和今天西方的新步调比拟早已过期了。我也曾比较过朱子念书道和今天西方所谓“讲授学”的异同（2），发现相互重叠之处甚多。“讲授学”所分析的各式条理，约莫齐不错在朱子的《语类》和《文集》中找获得。

余英时为中华书局百年挂念题字

古今中外论念书，约莫齐不过专精和博览两途。

“专精”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技艺。古代经典许多，今天已不可东谈主东谈主尽读。像清代戴震，不但十三经本文万能背诵，而且“注”也能背诵，唯有“疏”不尽谨记；这种技艺今天已不可能。因为咱们的学问鸿沟扩大了无数倍，无法衔接在几部经、史上头。然而咱们若有志治中国粹问，如故要选几部经典，反复阅读，虽不必记诵，至少要熟。

近东谈主余嘉锡在他的《四库纲目辨证》的《序录》中说：“董遇谓‘念书百遍，而义自见’，固是不易之典。百遍纵或未能，三复必不可少。”至少咱们必须在我方想进行有利接头的鸿沟之内，作这么的努力。经典作品约莫齐依然过古东谈主和今东谈主的一再整理，咱们早已比古东谈主占许多低廉了。

不但中国传统如斯，西方现代的东谈主文接头也如故如斯。从前芝加哥大学有“伟大的文籍”(Great Books)的课程，亦然要学生精好意思多少经典。近来虽稍温顺，但仍有东谈主提倡精读柏拉图的《空想国》之类的作品。

精读的书给咱们成立了作学问的基地；有了基地中国 拳交，咱们身手膨大，这就是博览了。博览也须要有要点，不是漫无标的的乱翻。现代是学问爆炸的时期，古东谈主所谓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耻”，已不对时宜了。是以咱们必须合营着我方专科去慢慢扩大学问的鸿沟。

这里需要纯熟我方的判断智商：哪些学科和我方的专科相关?在相关各科之中，咱们又怎么成立一个顺次发展的筹谋？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“必读”的一类？这些问题咱们可指示师友，也不错从现代东谈主的著述中找到陈迹。这是现代大学轨制给咱们的特地便利。

博览之书虽不必“三复”，但也如故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，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。稍许熟悉之后，身手“快读”、“跳读”。朱子曾说过：念书先要花十分气力身手毕一书，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，以后越来越省力，也越来越快。这是从“十目一滑”到“一目十行”的流程，岂论专精和博览齐无例外。

余英时题《董桥七十》

念书要“退却”，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秘诀。

朱子说得好：“念书别无法，只管看，即是法。正如呆东谈主相似，捱来捱去，我方却未先要立意见，且退却，只管看。看来看去，当然晓得。”

这似乎是最笨的步调，但其实是最机灵的步调。我劝后生一又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，说什么咱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，咱们例必带着许多“先入为主”来读古东谈主的书，“客不雅”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。

正因为咱们有主不雅，咱们念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“客不雅的了解”。事实讲明：不同主不雅的东谈主，只消“退却”念书，则也未曾不可相互印证而相悦以解。如果“退却”是不可能的，念书的效果只不过各东谈主加强已有的“主不雅”，那又何须念书呢?

“虚”和“谦”是分不开的。咱们读经典之作，致使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东谈主之作，总要先存极少和煦的豪情，不可一开动便放荡餍足。

这是今天许多中国念书东谈主常犯的一种通病，尤以治中国粹问的东谈主为甚。他们时时“尊西东谈主若帝天，视西籍如清白”（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），凭着平时所得的极少西方不雅念，对中国古籍横加“批判”，他们不是念书，而是像无出其右的法官，把中国竹帛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、逼供。如果有东谈主认为这是“创造”的发达，我想他大可不必毒害期间去读中国书。

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：“中国书一册也不必读，要读便读异邦书”，反而更干脆。不过读异邦书也如故要和煦，也如故不可放荡餍足。

马英九为余英时先生颁发“唐奖”汉学奖项

罗尔斯（John Rawls）曾有一段对于怎么念书的自白，颇足发东谈主深省。他说：“我读前东谈主的著述，如休谟或康德，有一个视为虽然的假设，即这些作家比我机灵得多。如果否则，我又何须毒害我方和学生的期间去研读他们的著述呢？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极少虚伪，我的第一个反映是：他们我方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虚伪，况且措置过了。他们在那里见到并措置了这点虚伪呢？这是我必须陆续寻找的；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我方的解答，而不是我的解答。

因此我时时发现：有时是由于历史的截至，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期压根不可发生；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述。一言以蔽之，他们的著述中决莫得简便的一般虚伪，也没相关联短处的虚伪。”这番自白充分发达了西方学东谈主念书的“退却”和“和煦”。

古东谈主虽然是不错“批判”的，旧书也不是莫得缝隙。朱子说：“看翰墨，且信本句，不添字，那里原有罅缝，如合子相似，自家去抉开，不是浑沦底物，硬去凿。亦不可先立说，拿古东谈主意来凑。”

念书得见书中的“罅缝”，已是有终点进度以后的事，不是入门便能达获得的意境。“硬去凿”、“先立说，拿古东谈主意来凑”却恰正是今天中国学问界最常见的病状。有志治中国粹问的东谈主应该好好记着朱子这几句话。

余英时被誉为“学问分子的良心”

今天读中国旧书确有一层新的珍重，是古东谈主莫得的：咱们从小受拔擢，已浸润在现代(主如果西方)的宗旨之中。举例原有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旧分类(不错《四库全书总目纲目》为法式)早已为新的(也就是西方的)学科分类所取代。

东谈主类的文化和想想在大端上本多重叠的场地(否则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便不可能了)，因此有些西方宗旨不错很当然地引入中国粹术传统之中，化旧成新。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罕见的宗旨，在中国找不到终点的东西；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地的不雅念，在西方也整个不见萍踪。咱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不雅念来生拉活扯，其效果是不僧不俗，制造笑柄。

我但愿后生一又友有志于读旧书的，最佳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，不要急于用西方不雅念作新解。

中西和会是成学之后，有了主理，身手尝试的事。即使你同期读《论语》和柏拉图的对话，也只可分辩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，不可偶然想“合二为一”。

我不错负责地说一句：二十世纪以来，中国粹东谈主相关中国粹术的著述，其最有价值的齐是最少以西方不雅念作比附的。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异邦框框，则例必不可闪耀体会中国史册的“本意”，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，从字面上找我方所需要的东西。(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东谈主的话，以为“本意”是找不到的，事理在此无法详说。)

“勤学深想，心知其意”是每一个确实念书东谈主所必须奋发达到的最高阶段。念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不雅的意志，不是为了显示我方的“创造力”，能“发前东谈主所未发”。

其实今天华文宇宙里的有些“新视力“，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异邦新名词在那里乱翻名堂，不但在中国书中短缺凭证，而且也不对西方原文的端倪。

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，便宗旨“念书必先识字”。中国翰墨名义上古今同样，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，合并名词已有各时期的不同涵义，是以莫得训诂的基础学问，是看不懂旧书的。西方书亦然一样。不精通德文、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述中得来的相关欧洲大陆的想想不雅念，是整个不可靠的。

中国学问界似乎还莫得整个解脱隶属国的心态，一切以西方的不雅念为临了依据。致使“反西方”的想想也如故来自西方，如“依赖表面”、如“批判学说”、如“解构”之类。

是以终点是这十几年来，只消西方想想界稍有风吹草动(主要如故从好意思国转贩的)，便有一批中国学问分子纵火烧山一番，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头，这不是中西和会，而是跟着异邦曲调起舞，像被东谈主牵着线的傀儡一样，后生一又友们如果晦气而入此魔谈，则从此便阵一火了我方的学问出息。

余英时在家中书斋

好意思国事一个市集取向的社会，不变点新名堂、新产物，便莫得销路。学术界受此影响，因此也时时在旧东西上动点当作，当作新创造品来倾销，尤以东谈主文社会科学为然。不过大体而言，好意思国粹术界还能看守一种实学的传统，不为新倾销术所动。

本年5月底，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永远聘请的专案会议。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领先被历史系解雇，不加辩论。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练叙述，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“discourse”这个流行名词。哈佛历史系的东谈主料定这位学东谈主太过浮浅，是不可带领接头生作切实的文件接头的。我听了这番话，感叹很深，以为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。他们如故条款接头生平平实实地去念书的。

这其实亦然中国自古相传的念书传统，一直到三十年代齐保持未变。据我所知，日本汉学界约莫也还看守着这一朴实的格调。我在好意思国三十多年中，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“新想潮”的兴起和衰灭，确切“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楼塌了”。我但愿中国学问界至少有少数“念书种子”，能看守着庄重读中国书的传统，透澈克服隶属国的豪情。至于大多半东谈主将为时期风气席卷而去，或者已是无可怎么的事。

然而，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局促的“中邦原土”的不雅点，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齐是不屈方的心态。唯有“温故”身手“知新”，唯有“推陈”身手“出新”；“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想子自知”，这是语焉省略的对于念书的好奇景仰好奇景仰好奇景仰好奇景仰。

-作家先容-

余英时，1930年生于天津，原籍安徽潜山，现代华东谈主宇宙历史学家、汉学家，中央接头院院士、好意思国形而上学学会院士。

1950-1955年，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接头所，师从钱穆先生。1956-1961年，就读于哈佛大学，师从杨联升先生，获博士学位。曾任密歇根大学、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教练，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华文大学副校长，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练。2006年，荣获有“东谈主文诺贝尔奖”之称的克鲁格东谈主文与社会科学毕生设立奖。2014年，荣获有“东方诺贝尔奖”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。

余英时在中国历史、尤其是想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草创性接头，是荒原曾获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练者。他著述等身，凡数十种，包括《士与中国文化》《中国晚世宗教伦理与商东谈主精神》《朱熹的历史宇宙》《方以智晚节考》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等。

文章起头于微信公众号《中山国粹堂》2020年8月11日中国 拳交